“中产阶级焦虑？”
来自上海的朋友听了我的问题，抽了口烟。他见多识广，生活体面，所以回答也很不同凡响：“我们平时媒体提到的中产阶级焦虑，指的是北上广深这些地方一小群人的焦虑，这其实没什么可谈的。首先因为这群人比较少，其次他们中的很多人搬到国外去了——我的朋友有三分之一都出国了，现在连打麻将都快凑不齐人了。”
其实，在谈论一线城市中产阶级的焦虑时，很多人是在谈论孩子造成的压力：从教育竞争，到食品安全，到空气污染，到日后给孩子买房，再到社会治安——成年人对自己负责，可以做出各种灵活的选择，可以找到各种上下伸缩的安置办法。
但孩子不一样，孩子是新生的植物，父母想要他们健康快乐，希望给他们清新的空气和阳光，清洁的水，安全的食物，简单明了的规则，以及足够的睡眠。而所有这些，在现阶段的中国，都超出了单个父母的能力范畴。这上面每一个小小的失败，都对父母造成了日常的谴责。
当焦虑几乎成为中国中产阶级的“标配”时，我发现，能够做到不焦虑的北上广深中产，一般都没孩子。
故事一
住在广州的已婚朋友M，就不怎么为生活焦虑。她是个作家，众所周知，作家赚不到什么钱，所以她业余给大学做一些教学策划。她先生是做网络社区的，社区没做起来，但无意间做成了一款游戏，赚了些钱。现在两人并不为日常生活犯愁，都在集中心思做自己想做的事。
M每年会来欧洲深度旅行一趟，参加戏剧节，逛逛博物馆，回去接着写书。
两人不打算要孩子，父母逼着他们要孩子的时候，他们就假装没听见。
我猜他们肯定也有焦虑，但多半是为了做出让自己满意的工作成果，是内在的自我要求，跟我们理解的外界压迫造成的焦虑不太一样。
故事二
住在北京的C，也觉得自己没有媒体上说的中产焦虑。
他在国内上过大学，“由于生对了时代”（他自己的话）在美国还留过一年学。他不是特别有钱，干过一些挺光鲜的工作，但总是干一段时间就辞职，休息一段儿，再找下一份工作，再辞职，再休息一段儿，所以找的工作性质越来越散漫。
在休息期间，他会给自己找一些事情做，比如去拜访各地久未见面的老朋友，或者学种新语言，或者学学钢琴，读读书。他还嚷嚷着要学哲学，在公园里跟大爷们斗嘴，然后偶尔写个博客逗乐。
他平时自己在家做饭，衣服鞋子到网上买，以前工作的储蓄总是够用一阵子的。重点是，他四十多岁，不打算结婚生孩子。
故事三
北京的Y是知名学者，孩子是学霸。北京虽然空气污染严重，但似乎忍忍也无妨。
孩子上初中时成绩一直不错，但进入重点高中后压力倍增，心情变得压抑起来，成绩和沟通都出现了问题，老师也开始施加压力。
大教授手足无措，寒假时带着孩子去看海，孩子一点也不愿看，就躲在手机里玩儿，甚至有点儿悲观厌世。
好在教授学识丰厚，思想开明，能跟孩子一起讨论生与死的哲学，缓解孩子的焦虑。要是知识储备少的父母，话可能都不知道怎么接，也不知道是该怎么应付老师的微信谴责。
把几个故事串在一起，我猜到了为什么过去几年针对中产焦虑的讨论，风潮会发生变化：从最初发掘“中产焦虑”的普遍呼应，到后来深入分析“中产焦虑”的社会原因，到转而开始攻击这些讨论（“你都不是中产，也配谈焦虑？”）。
实际上，如果你有幸挤进北上广深中产的行列，可以谈论常规意义上的“中产焦虑”了，你基本也就有各种办法最终解决掉它：要么不要孩子，要么要孩子然后送出国，要么有能力帮助孩子解决一些现实问题。
相比之下，真正的焦虑反而被忽略了，因为它们无解。
除了北上广深，中国还有广阔的中小城镇。这里有那些在北京工作了十几年没换成户口、发现自己不得不把孩子送回老家上学的白领，有买了合法开发的楼盘却几年拿不到产权证的业主，有为给家人治疗绝症而倾家荡产的殷实之家，等等。
当社会阶梯向下时，由于看不清光线，每个人都紧紧地抓着梯子，努力挣扎着避免滑落。这既是全球新自由主义规则里常见的焦虑，也具备某些中国独有的特征。
这些焦虑无法通过讨论如何优生优育、教育改革和修缮内在平衡来解决。当它们袭来时，中产和正在努力成为中产的人们，并没有多少协商的余地。也正因如此，它们游离在话题之外，让所有讨论言不由衷。
说句实话，出国的朋友也有焦虑，但一般是在头几年，因为要适应各种不同的节奏和意外。我刚搬到德国时，每天都在冒火：约个装窗帘的要两周时间，吊灯全部装齐花了半年，找个医生也不知道去哪儿找到好的，因为什么行业都没有排行榜，所以一切判断只能瞎摸瞎猜。
但是几年过去后，我变了，不再急着做任何事情，反正急也没用。居留证到期更换时，适逢移民局为大批难民忙得一塌糊涂，我硬是拿着过期的签证在德国非法待了半年，因为能预约到的换居留证的时间，最早也在半年之后。
而且，我更放松了。孩子一次两次成绩没考好，我也不急，给了她几年时间适应，老师也不会找我来训一顿。工作没有国内那么压力大，周末大家都好好过，假期也是，休息时间不看邮件是天经地义的，再也不会有国内度假时的歉疚心情。以前觉得很多都是不可原谅的事情，现在统统可以原谅了，焦虑也就失去了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