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中国真的有佛，那一定是玄奘的样子；如果中国真的有属于自己的民族乐剧，那就只能是《玄奘西行》的样子。

在2017年7月7日，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民族音乐巡礼巨著，世界首部大型民族器乐剧《玄奘西行》全球巡演首站北京站第一场完美落下帷幕，美轮美奂的舞台，精心打造的服装，画龙点睛的台词，动人心弦的音乐，引得现场观众掌声不停，中国民族音乐的美，以独具匠心的表现形式，让人耳目一新，更让人心驰神往。

据悉，这部由中南集团和中央民族乐团共同打造的史诗级音乐作品，吸引了包括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俞峰、著名导演冯小宁、著名影视演员唐国强、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承萱、中国数字文化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杰等在内的多位重量级人物共聚一堂，与一百五十余家主流媒体，关心并关注《玄奘西行》的各界朋友共襄盛举，共同见证这部大剧精彩盛况！

“三个没想到”

折射出这次国乐颠覆式创新的成功

评断一部剧作成功与否，最有发言权的，是观众。关注国乐超过20年的张先生，说他想用三个没想到来形容看完这把剧的感受：“没想到那么好听，没想到这么好看，没想到那么震撼！”这也是很多观众的心声。

《玄奘西行》，突破了常规的民族器乐表现形式，它将舞台表演和乐器演奏有机结合融合一起，以故事性手法生动讲述玄奘西行的故事和中国音乐的前世今生，通过“音乐”和“语言”的双重表述，通过服装、灯光和动作、造型及现代化多媒体舞美技术等，共组出耳目一新的华美乐章。

“《玄奘西行》是具有世界意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作品，它的表现是创新的，某种意义上说是颠覆性的，革命性的，它在用民族器乐讲一个世界范围内家喻户晓的故事，视觉、表演和台词的妙组，让整个故事人格化，叙事化，故事化。”

这样的改变，让国乐有了在世界通行无阻的表达形式，让国乐更容易被各国和世界人民接受和喜爱，这对国乐发展是跨越式的创新，而首演的盛况，也在佐证这一创新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创新，是对中国文化的最好传承之路

《玄奘西行》首映现场来了很多85后，90后记者，他们多因工作而来，却被国乐创新的魅力折服。“这样的民族音乐前所未见，太让人着迷了。”很多人发出感慨。

如此成功的首演，与首演前，《玄奘西行》全球首演发布会暨中华国粹文化交流盛会上，多位业界举足轻重的人物表明的观点惊人一致：“中国优秀民族文化要传承，就必须吸引年轻人，就必须用符合这个时代的方式，和大众沟通。”

中央民族乐团正在这样做，《玄奘西行》的编剧、编曲及导演姜莹就是中央民族乐团里的优秀代表，她说，不同于话剧、歌剧等可以通过台词推进剧情发展，纯粹的器乐是非常抽象的，用它表演一个完整的故事是非常困难的，当她涌起这个想法的时候，很多专家直言根本不可能，但她不停的翻阅资料，精雕细琢，成型故事，然后再选择合适的民族器乐去讲述这个故事，以工匠之心，精心雕琢国乐精粹，同时更以创新精神与开拓意识去打破传统的表现形式，这样才有了充满创新突破意识的《玄奘西行》！

创新一词位居今日中国“五大发展理念”之首。中央民族乐团和中南集团，联合出品了《玄奘西行》，一个做国乐，一个做建筑，两者看似毫无关联，这次能够实现合作，中南集团董事、中南置地董事长陈昱含笑言：“这本身就是对‘创新’最好的诠释”。

曾负笈留学海外多年的中南集团董事，中南置地董事长，亦是《玄奘西行》联合出品人陈昱含说，在海外看到很多中国的文化表达，比如说功夫熊猫、花木兰等，都是国外团队制作的。这令她感触颇深，中国上下五千年有太多的璀璨的文化，我们自己该如何传播给当代世界？她从中央民族乐团的用心和创新上得到了共鸣，因此尽全力促成了这次携手。她认为，这是一次伟大的开始。

逐梦前行、同心共鸣

《玄奘西行》联合出品方中南集团与国同行

“玄奘的一生就只做一件事，历经艰险，却百折不挠。玄奘精神的更深层次是大爱精神。弘扬玄奘精神，传承大爱精神，对国家有奉献精神，对社会有责任感，对其他人有爱心，无论何时，都应该是我们的信仰。”

这是陈昱含对玄奘大师的理解，也是中南集团始终践行的道路。

从一个泥瓦匠到今天的多元化集团运营，中南集团从28人到50000余人，从5000元资本到逾千亿的总资产，中南五万铁军不舍昼夜，风雨无阻30载，始终开拓创新，才有今日成就。

然而成就中南的不仅是自身的努力，还有中国的30年来快成长的佑助。

因此中南始终与国同步伐，以“大国工匠”身份苛求自我，超高水准，超高规格完成国家体育馆鸟巢地基基础工程、首都机场第二高速路等一大批堪称国家门面的工程，助力祖国发展。

中南集团作为先锋力量，跟随国家脚步，远及非洲，援建加蓬国家体育场，为中国大国形象，贡献中南力量。同时中南集团更怀揣大爱精神，累计为上百万人提供就业岗位。先后捐资6亿多元，助力中国公益事业。

这就是中南集团，30载用心筑中国，从未停歇。

2017年7月7日—12日，《玄奘西行》将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首演！

并于9月拉开全球巡演的序幕！成都、上海、苏州、南京、西安、青岛、郑州、天津、济南、广州、深圳、南通、武汉、杭州等全国各大剧院将轮番上演，敬请期待！

关于毕业租房还是买房哪个更现实我们做了一个调查问卷， 56.5%的网友选择了租房，25.2%的网友选择了买房，16.8%的网友表示看情况属于纠结状态，1.5%的网友选择了其他，例如住公司宿舍等。

具体到实际执行，36.8%的网友选择合租，29.6%的网友选择自己租房。租房中合租的比例也是很高的。

机构统计数据显示，5月北京全市租金均价为4613元/套，环比4月上涨0.6%。从租赁区域看，5月北京热门五个租房区域分别为：回龙观、上地、立水桥、惠新、和平里，其中，回龙观、上地与四月排名一样，仍稳居前两位。

其实有很多人在毕业之后会选择买房，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毕竟选择的房价高居不下，有些人为了做好打算或者让自己安定下来，往往会在工作的城市置业。也有很多人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买到一套自己的房源，其实到了一定的时期，自然而然就会考虑到购房的事情，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其实买房子的过程有很多烦恼，这样就会有很多人不想浪费在这个上面，二是选择了在工作上努力打拼先。

不管是我们租房还是买房，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租房每天排队上厕所、隔壁噪音大、公共设施坏了无人维修、一年搬一次家的心累；买房也同样要忍受不停的看房、买房手续的准备、装修过程的艰辛，其实每个都是一个生活方式，就看你怎么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还有就是要因情况而定。

关于租房和买房总结了一些注意事项，希望你看了之后能有所帮助。

1.最优策略：离公司越近越好。

那种一睁眼一看表八点四十五，一迈腿一发力到公司打卡才八点五十九的人，都是上帝的宠儿。能步行上班就步行上班；坐车的话，30分钟公共交通能到最佳；30分钟以上一个小时以内要多斟酌；超过一个小时，简直就是在锻炼意志……

2.避开大商圈，在辐射区内交通便捷的边缘区域租房性价比更高。

大商圈周边房租较贵，对于刚出校园的小可爱们来说，押一付三需要投入一笔巨款，慎重。在可接受的车程范围内，选择交通相对便利的商圈边缘区域，通勤方便，性价比最高。

3.具体房源

1）交通状况，在主干道附近小区最佳，从住处到公交站或地铁站不宜过远；

2）进小区前，观察周边环境，附近有无公园或大学校园，有无安全隐患；

3）小区成熟，附近有医务室或医院、超市、便捷的饮食店或小吃店；

4）房间采光状况，最好南北通透；

5）水电稳定，洗澡方便与否，厨卫状况；

6）家具状况，需更换或维修的在签合同前和房东沟通好。

网上多搜集信息，初步筛选，排除芜杂信息。集中看房，最好前一天先约好时间。眼光要准，下手要狠，后期要稳。

4、合租要注意

1）谨慎选择合租对象。最好和同学、朋友一起合租，彼此了解，会省去很多麻烦。

2）如果不认识其他租客，可向房东咨询大致状况。其次要看公共空间卫生状况，有些合租房间里虽然干净整洁，走廊厕所简直没地儿下脚，这个时候就要好好考虑了。如果女孩子孤身一人，就更要小心翼翼，不建议在未充分了解合租者或合租广告的情况下贸然租住。

合租不是“欢乐颂”，也不是“爱情公寓”……

关于买房的建议：

第一，买房前一定要明确自己为何买房,以及这套房子会带来什么样的生活。

第二，不要过分“透支”。

第三，明确自己是否能适应生活中的一系列变化。

　　（图片来源：全景视觉）

　　经济观察报 记者 田国宝从6月份人大附中丰台学校公布2017年入学登记通知后，吴恒就陷入烦恼，他购买的汤泉墅(楼盘资料)划片并不在人大附中丰台学校内，而被划分到北大附小丰台分校。“买房时，开发商承诺是人大附中学区房。”

　　“人大附中丰台学校是12年一贯制，校长是人大附中本校副校长，学校配置也是按照人大附中标准，北大附小丰台分校原来是本地一家小学，只是挂了个北大附小的牌子。”吴恒表示，当时购买汤泉墅就是冲着人大附中来的。

　　与吴恒遇到同样难题的还有通州区华景家园业主田薇，田薇的邻居为争取能够划入史家小学通州分校已经奔走了三年，但同样一无所获。“当时买的时候就奔着史家小学去的，但最后划入当地一个厂校。”

　　吴恒、田薇都是为了孩子上学购房，开发商均在宣传中称是名校的学区房，但最后发现只是一所普通学校，巨大的反差让他们走上维权道路。

　　而开发商给出的答复基本类似，即名校位于小区附近并不意味着有学位。

　　经济观察报记者采访多位房地产业内人士获悉，一个新建小区想要成为名校的学区房并非易事，其中开发商、当地政府、学校三者在其中作用缺一不可。

　　落空的学区房

　　2013年吴恒迎来了生命中第一个孩子，此时他已经在东四环附近拥有自己的房子，但孩子的降临和日益紧张的上学难，让吴恒一家不得不提前考虑孩子未来上学问题，当年年底，吴恒走上买学区房的道路。

　　2015年10月，在看了数十个项目后，吴恒定下了位于丰台区王佐镇汤泉墅一套住房。据其介绍，他当时在王佐附近看了包括汤泉墅、翡翠山在内的几个项目，综合比较下来发现，汤泉墅价格比其他几个项目便宜1000元左右，品质感也不算突出，“但考虑到时的学区房，就定下了。”

　　随后，吴恒卖掉了东四环的房子，全款买下了汤泉墅的房子。此后两年，学区房价格不断上涨，吴恒一直庆幸当初这个决策。

　　2017年秋季，人大附中丰台学校正式开学，6月份正式公布入学通知时，吴恒傻眼了，汤泉墅的学区并没有划入人大附中丰台学校，而是被划入北大附小丰台分校，“两家学校教学质量天壤之别。”

　　吴恒和邻居们开始走上维权之路，开发商给出三个答复：第一，销售时，开发商只是如实陈述了项目周边的配套，并不承诺一定能上人大附中；第二，学校划片由北京市教委、丰台区教委决定，开发商不能决定；第三，合同补充协议中约定，宣传相关资料并不能作为双方合同约定依据，所以开发商不承担责任。

　　让吴恒不能释怀的是，“当时地段类似的翡翠山比我们这个还便宜两千多，买贵的就是为了学校，没想到最后便宜的成了学区房，我们买贵的没有划入。”

　　田薇面临着和吴恒同样的遭遇，不同的是，2013年签约后，田薇很快就发现他所购买的华景家园不是史家小学的学区房。

　　2015年，华景家园被划入2.6公里之外的一家厂办学校，“我们也找过开发商，开发商说因为和史家小学通州分校没谈妥，费用太高。”此后每年5、6月份，田薇都要和邻居们一块找说法，但现实并没有改变。

　　背后的共建费

　　田薇所说的“费用太高没有谈妥”中的费用指的是共建费，华景家园一位客服人员表示，想要成为好学校的学区房，开发商需要交纳一笔共建费给学校，“2011年、2012年的时候，开发商方面与学校就学区问题谈过，因为费用太高就放弃了。”

　　无独有偶，据吴恒介绍，销售人员私下透露，原计划开发商为人大附中丰台学校提供土地和一部分费用换取一定学区名额，但由于开发商南宫恒业是集体企业，类似支出存在较大风险，“总之开发商没有出这笔钱，所以没能把学区划入。”

　　据北京一家有过与教育部“共建”经历的房企管理者介绍，一个新的项目交房入住后，原则上，政府会为小区配置相应的学区和学校，但关于分配到哪所学校，“开发商在其中还是有一定操作空间的，一般都是给学校一笔费用，或者盖个楼，买一批教学设备，各种都有。”

　　具体方式上主要有两种，第一种，由政府或者开发商为项目引入一家新建学校，“这个很普遍，有的项目周边没有学校，就需要新建，前期就需要和政府、学校谈好，一般都是由开发商承担建设等成本，政府和学校负责具体引入师资等工作。”

　　第二种，一个新建小区想要划入已有的学校片区内，尤其是竞争较为激烈时，通常需要交纳一定的费用或者改善学校的教学条件等，“一般都是给钱，也就是所谓的共建费，具体费用不等，几十万、几百万、上千万的都有可能。”

　　在北京等城市，共建学校并不是一个陌生概念，一些机关、事业单位、央企等部门都有不同的共建学校，比如北京二中一直就是外交部的共建学校，2017年北京二中高中招生中，还专门保留35人的外交部子女班。

　　共建分为小共建和大共建，小共建学校一般为共建单位有深度合作，单位子女可以全部进入共建学校；大共建指共建学校为共建单位保留一定入学名额，共建单位子女通过参与内部竞争获得入学资格。

　　开发商共建学校更多是一种商业考量，对于开发商而言，成为名校学区房对销售价格、小区价值和品牌都能带来有利影响；对于学校来说，可以通过共建费改善学校条件、教学设备和提高职教人员的福利待遇。

　　转变出现在2014年04月18日，当时，北京市教委在2014年义务教育入学政策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义务教育坚持免试就近原则，取消共建生。这意味着从2014年开始，北京义务教育阶段原则上不存在共建生了。

　　而且随着近年“多校划片”范围逐步扩大，开发商的共建费支出在预期上会打折扣，“说到底，划分学区是政府的事，你开发商不能左右，你即便花钱了，也不能保证小区所有的学生都能上这所重点学校。”

　　根源在资源失衡

　　从广义上而言，北京几乎所有住宅都具备入学资格，都可以称之为学区房；不过，人们通常称的学区房更多指具备重点中小学入学资格的小区房产。

　　2007年对于北京义务教育是一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北京义务教育大门正式向非京籍学生敞开，使得北京从改革开放以来逐步改善的教育资源短缺情况进一步趋于紧张。

　　以小学为例，北京市统计局数据显示，从1995年到2006年，北京市小学数量从2867所减少到1310所，减少一半；小学在校生人数从10万人减少至4.7万人，学校减少幅度与在校生减少幅度基本相当。

　　从1995年到2006年期间，北京小学在校生数量基本以每五年减少3万人的速度递减，但师资紧张得到进一步缓建，在学生与专职教师比例上，从1978年的20.7逐步减少至1995年的16.5、2006年的9.8。

　　从2007年开始，虽然学校数量仍在减少，但在校生数量开始急剧上升。到2010年，北京小学数量减少了14.9%，小学占地面积减少了12.5%。但在校生人数增长至6.5万人，较2006年增长38%。同期，北京小学专职教师人数仅增加了2.6%。

　　这意味着，在向非京籍学生敞开入学大门后，在校生源迅速增长过程中，北京市师资力量等教育资源并没有进行相应提升，导致教育资源进一步紧张，学生与专职教师比例从9.8攀升至13.2%。

　　从2010年到2015年五年间，北京小学在校生数量增长了30.2%，专职小学教师数量增长了11.6%，小学占地面积增长了11.2%。北京市小学教育资源紧程度张进一步加剧，学生和专职教师比例也扩大至14.3，退回至2000年前的水平。

　　一方面是教育资源逐年紧张，另一方面分布也不均衡。其中西城、东城和海淀三区集中北京市6成左右的重点学校，如果再加上朝阳区，占比超过7成，也使得这些区域学区房争夺格外激烈。

　　不过，这一局面正在逐步改善，北京市十三五规划显示，未来北京市将继续扩大义务教育资源整合，优化义务教育资源布局，“支持推进集团化办学、学区制改革、教育集群发展和九年一贯制办学探索。”

(经济观察报)

　　原标题：住房公积金在全国“账随人走，钱随账走”

　　经济日报北京7月6日讯 记者亢舒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为适应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异地流动，跨城市转移接续住房公积金的业务需求，住房城乡建设部组织开发了全国住房公积金异地转移接续平台。今年6月末，全国所有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接入该平台，自7月1日起，住房公积金异地转移接续业务已全部可以通过平台办理。

　　住房公积金异地转移接续平台全面投入使用，使住房公积金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账随人走，钱随账走”，达到了让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的目标，提升了住房公积金服务效率。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跨区域就业的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在手续齐全、符合转出地相关规定的情况下，向转入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提出申请，即可通过平台办理转移接续业务，解决了过去职工往返奔波、手续繁杂、时间过长等问题，提高了服务的便捷性和有效性。

　　住房公积金异地转移接续平台除了将住房公积金个人账户资金安全、快捷转移外，还实现了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贷款等业务信息的接续，有利于转入地中心及时为职工提供贷款、提取等相关服务，充分保障了职工权益，有助于更好地为农民工等新市民解决住房问题。

(中国经济网)

　　多家房地产上市公司发布了1-6月的销售数据。在龙头房企中，除碧桂园、龙湖地产(龙湖·时代天街 龙湖·香醍溪岸)和绿地集团尚未公布6月数据外，恒大、万科等5家龙头房企6月单月销售额合计2702.7亿元；上半年合计销售额11480.67亿元，同比增长50.6%。龙头房企5月销售额触及今年以来的最低点，6月由于冲刺半年报业绩，销售业绩明显提升。中原地产研究数据显示，15家龙头房企6月单月销售额环比增长52.6%。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认为，大部分标杆房企完成了上半年的销售目标。不过，在严格调控下，下半年房地产业的趋势性下行难以避免，此前购入大量高价地且资金成本高的房企将面临销售和资金的压力。

　　冲业绩致销售大增

　　分析人士表示，在本轮房地产调控中，区域市场出现明显分化。一二线城市在严格的限购限贷政策下，楼市交易量迅速回落，但三四线城市交易量增长，使得重点在三四线城市布局的房企业绩表现突出。此外，去年全国房地产市场销售红火，不少房企将年底的部分销售额结转至今年一季度，导致一季度销售额大幅增长。

　　就单月表现而言，5月房企销售业绩普遍创今年以来新低，部分公司销售额环比下滑，但6月由于冲刺半年报业绩，多家房企当月销售额环比大幅增长。

　　具体而言，虽然碧桂园尚未公布6月销售数据，但从该公司前5月销售2442.2亿元来看，预计碧桂园、万科、恒大占据前三名的局面保持不变。三家公司上半年销售额均在2400亿元以上。其中，万科6月实现销售面积348.4万平方米，同比增长6.74%；实现销售额491.3亿元，同比增长15.90%。上半年累计实现销售面积1868.5万平方米，同比增长32.61%；累计实现销售额2771.8亿元，同比增长45.82%。中国恒大6月实现销售额611.2亿元，同比增长95%。上半年累计实现销售额2440.9亿元，同比增长72%。

　　此外，融创中国上半年实现销售收入1088.5亿元，同比增长89%。保利地产(保利西山林语 保利新茉莉公馆)上半年实现签约金额1466.13亿元，同比增长32.53%。

　　结合前1-6月数据和上市公司公告分析，上半年至少有5家房企的销售额迈进“千亿俱乐部”，包括碧桂园、万科、恒大、保利地产、融创中国，尚未公布6月业绩的龙湖地产和绿地集团也有望进入。

　　房企分化加剧

　　虽然龙头房企表现突出，但在房地产调控的大背景下，今年难以再现去年全行业红火的局面，房企间的分化进一步加剧。

　　多位上市房企高管表示，龙头房企上半年业绩增速居前主要是由于它们的土地及项目储备丰富，不少项目在调控前已入市，项目价格也处于高位。

(中证网)

　　京张高铁跨官厅水库特大桥效果图。大桥工程部门供图

　　昨日，京张高铁跨官厅水库特大桥施工现场。 新京报记者 吴为 摄

　　北京、天津、张家口签订37项合作协议，涉及环保、医疗、旅游等领域；总投资约309亿元

　　新京报讯 （记者吴为）昨日，新京报记者到张家口采访时获悉，作为未来连接北京和张家口铁路干线——京张高铁的一项重大工程，铁路跨水库特大桥预计将在年底建成主体结构。届时，由八个造型优美的曲弦桁梁组成的官厅水库特大桥将如一道长虹跨越官厅水库，增添一道亮丽的风景。

　　此外，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持续推进，以及京张两地共同筹办2022年冬奥会相关工作的推进，北京、天津、张家口的合作也步入“蜜月期”，三地在环保、医疗、教育、旅游等领域广泛开展合作，目前已签订37项合作协议，总投资达到了309亿元。

　　9公里铁路桥由8个曲弦桁梁组成

　　京张高铁于2016年4月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将于2019年年底建成通车。按照设计路线，高铁线路将跨越官厅水库，建设的铁路桥西侧约70米即为现有的京藏高速公路官厅水库特大桥，铁路桥与高速公路桥基本并行。

　　铁路桥距水库大坝约16.7千米，全桥长9077.89米。官厅水库特大桥由八个造型优美的曲弦桁梁组成，建成后就如一道长虹跨越宽阔平静的官厅水库。预计今年11月份可将8孔钢梁顶推到位，完成主体结构，目前已有3孔顶推到位。

　　该工程五标一工区工程部部长陶正国介绍，为保护官厅水库水资源，主桥施工采用顶推法进行，以减少水上作业，有效避免了对官厅水库区产生污染，计划以平均每个月一孔的速度来进行顶推施工。

　　“官厅水库是水资源保护区，也是北京重要的水源地之一。我们为了减少在水面上的施工，钢梁都是在岸上像‘搭积木’一样拼装好，然后用绳子拉到湖中央。这样就防止了施工物品掉落到湖里，影响水库的水质。”陶正国说。

　　万龙滑雪场二期工程将于2019投产

　　京张两地在冰雪运动、休闲旅游等方面的合作也日趋密集。由北京市相关企业投资建设万龙滑雪场二期工程今年将修建6条雪道和一条高速缆车，预计将于2019年11月全部投产使用。

　　在万龙滑雪场内，二期工程将新建60条雪道、三条高速缆车以及相关酒店、公寓设施。该项目总投资为10亿元人民币，于2016年8月开工建设，截至2016年底已经完成投资3.2亿元。

　　此外，由北京企业投资109亿元建设的新雪国旅游度假区项目，将打造集冬季滑雪、户外运动、拓展训练、养生度假为一体的国际化四季旅游度假目的地。目前，该项目已完成了一条800米落差滑降雪道、一条1000米平均坡度为12%的初级雪道、5000米长中级雪道的部分工程，以及博物馆选址及场地平整等工程和飞机采购等，累计完成投资9亿元。

　　今年年初，新雪国旅游度假区又与法国MND公司签署9亿元采购合同，包括滑雪场规划、雪场管理及造雪系统、索道系统采购。

　　而由北京企业投资建设的位于崇礼区总占地面积3100亩的太舞四季文化旅游度假区项目目前也进展顺利，计划于2021年8月投产使用。该项目主要建设雪道400公顷，雪道总长度138公里。此外还包括6座国际品牌连锁酒店及山地滑雪公寓。

　　看点1

　　张家口今年建5.5万亩“水源林”

　　张家口与北京一山之隔、一水相连，是北京的上风上水之地。为加强生态保护，两地自2000年就确定了建设京冀生态水源保护林的合作。2009年至2011年的3年间，张家口在白河和永定河主河道及主要支流两侧的第一重山脊范围内，集中连片地营造生态水源保护林10万亩。

　　据张家口市有关方面负责人介绍，水源林工程分两期完成，2009年至2011年的10万亩为一期工程。而二期工程则为2012年至2016年每年建成5万亩。截至去年底，赤城、怀来、涿鹿、崇礼和沽源五县共完成建设任务35万亩，修建兼具防火隔离带功能的工程道路116.3公里，建设围网51.8公里，设置护林人员163人。

　　今年，张家口市将再建5.5万亩水源林，其中赤城县1.5万亩，怀来、涿鹿每县1万亩，崇礼1.6万亩，沽源0.4万亩。目前各县正在组织施工。

　　相关负责人介绍，工程为构建首都水源涵养区和生态支撑区建设已经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截至2016年底项目区有林地面积增加35万亩，森林覆盖率提高1.5个百分点。每年可多贮水700万立方米，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34万吨，释放氧气1.71万吨。

　　此外，通过规模治理，官厅水库周边、密云水库上游集水区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的能力得到了有效提高，水土流失和风沙危害得到了有效遏制。

　　看点2

　　张家口承接北京养老功能疏解

　　在养老方面，《张家口养老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也丰富了京津冀发展的相关内容。据悉，张家口制定了对接北京的初步规划和构想，并与北京民政部门探讨张家口承接北京城市养老功能疏解转移事宜。

　　据悉，2015年9月张家口市民政部门赴北京市海淀区就养老工作进行了交流和对接；北京市民政局副局长李红兵带队到张家口对养老工作进行了专门的考察；2015年-2016年张家口市两次组团参加北京举办的北京国际养老产业博览会，京津冀养老峰会等重大京津冀养老协同发展活动。

　　据张家口市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京津冀养老工作协同发展联席会议上，京津冀三方民政部门签署了《京津冀养老工作协同发展合作协议》，明确了张家口为重点协同区域，将在京津冀养老工作协同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张家口的中档养老院收费在2000到3000元之间，环境、价格、服务等优势吸引了北京、上海、内蒙古、山西等异地200多人次来张家口养老。”该负责人介绍。

　　看点3

　　多家北京医院与张家口建立合作

　　今年上半年，北京和张家口在医疗领域的合作也日益增多，张家口市第四医院与北京同仁医院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2017年3月25日，张家口市第四医院新院区正式挂牌“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市合作医院”。

　　2016年2月28日，“北京积水潭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在张家口市第二医院挂牌成立。据介绍，截至目前，接诊患者1030人次，查房会诊167例，完成手术20例。2017年1月4日北京积水潭医院委派脊柱外科副主任医师韦祎到张家口市第二医院挂职副院长。

　　此外，还有天坛医院、积水潭医院、回龙观医院等北京多家医院都分别与张家口市的医院建立合作关系。

　　在教育领域，张家口市桥西区大境门小学与北京海淀区花园村第二小学开展了校校合作；张家口市阳原县教育和科学技术局与北京商鲲教育院校进行了联合办学。

　　编辑：王晓琳

(新京报)

　　我国首个跨区域人才规划发布，“全球高端人才延揽计划”、“冬奥人才发展工程”年内实施

　　近日，京津冀三地共同发布了《京津冀人才一体化发展规划(2017-2030年)》。

　　这是我国首个跨区域的人才规划，也是首个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人才专项规划。

　　《规划》提出京津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远期目标：到2030年，三地区域人才结构更加合理，人才资源市场统一规范，公共服务高效均衡，人才一体化发展模式成熟定型，人才国际竞争力大幅提升，基本建成“世界高端人才聚集区”。

　　北京打造“原始创新人才发展极”

　　北京市相关部门介绍，这一规划是根据中央《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和《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精神制定，提出“一体、三极、六区、多城”的总体布局。

　　“一体”即打造区域人才一体化发展共同体。“三极”，即围绕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把北京打造成创新型人才聚集中心，形成京津冀原始创新人才发展极；围绕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建设，把天津打造成产业创新人才聚集中心，形成京津冀高端制造人才发展极；围绕河北省转型发展需要，发挥雄安新区创新发展示范作用和石家庄承接转化带动作用，形成京津冀创新转化人才发展极。

　　而“六区”则涉及东部滨海发展区、西北部生态涵养区、中部核心功能区、雄安新区、“通武廊”(通州、武清、廊坊)毗邻区等地。“多城”指以京津“双城”人才联动带动石家庄、唐山等区域性中心城市和张家口、承德等节点城市人才联动。

　　推动“冬奥人才发展”等13项重点工程

　　此次规划提出了三地人才一体化进程中的“四个不适应”问题，包括区域人才结构与协同发展功能定位不适应、区域人才国际化发展水平与打造世界级城市群目标不适应、人才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与提升区域人才竞争力的要求不适应、人才公共服务水平与区域人才一体化发展要求不适应。

　　为解决这“四个不适应”，规划提出了16项具体任务，包括实施“北京中关村-天津自贸区-河北雄安新区-石保廊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域”人才联动计划、海外高端人才特聘岗位制度、建立一体化的人才评价机制、跨区域合作利益分配机制和激励机制等。

　　如何实现到2030年基本建成“世界高端人才聚集区”的发展目标？规划提出了13项重点工程，包括全球高端人才延揽计划、京津冀人才创新创业支持工程、“圆梦京津冀”菁英计划、雄安新区人才集聚工程、冬奥人才发展工程、临空经济产业人才集聚工程等。

　　其中，“全球高端人才延揽计划”、“冬奥人才发展工程”、“沿海临港产业人才集聚工程”和“国际人才社区建设计划”4项重点工程，将由京津冀三地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各部门配合，于2017年组织实施。

　　“京津冀人才一体化”进程

　　●2011年 京津冀三地组织部门签订人才合作框架协议，发布了京津冀人才一体化发展宣言，形成了一定的思想共识和工作基础。

　　●2016年2月 京津冀三地党委组织部召开人才一体化发展部际协调小组第一次会议，会上，正式启动《规划》研究编制工作。

　　●2017年6月26日 《规划》正式以三地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名义印发。

　　■ 焦点

　　1 怎样发挥雄安新区创新示范作用？

　　规划对北京、天津、河北各自在人才发展上的功能作出了明确。北京定位为京津冀原始创新人才发展极，天津定位为京津冀高端制造人才发展极，河北则定位为京津冀创新转化人才发展极。

　　京津冀协同发展联合创新中心主任杨开忠认为，这个定位是和三地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功能定位相匹配的。

　　“京津冀要打造协同创新共同体，北京的创新功能的定位就是原始创新。天津的功能定位就是产业创新，特别是先进制造业的研发。河北也已明确为创新转化基地。”杨开忠表示，规划提出的定位也与三地在创新发展、人才聚集等方面的潜力和优势上相适应。

　　那么，作为“初露端倪”的雄安新区，何以推动河北成为“创新转化人才发展极”？杨开忠表示，按照领导同志的明确表态，雄安新区将打造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新城，雄安新区的定位就意味着它未来一定会具备创新引领作用，在人才发展上实现推动作用。

　　2 人才一体化能否打破“恋京情结”？

　　河北毗邻京津的地缘优势，并没有显现出对人才的吸引。有资料显示，北京大专以上学历人才是天津的1.5倍，河北的1.7倍，其中，北京本科以上学历是天津的3倍，河北的6.5倍。

　　“守着北京天津两地，河北的高端人才流失非常严重，要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要把人才先协同起来。”河北省科技厅一位官员曾向媒体表示，企业和人才的“恋京情结”成为河北创新乏力的一个主要原因。

　　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鲁全表示，人才的流动关键在于公共服务资源“跟着走”，要让高端人才流动起来，必须解决子女就学、收入落差、房价等一系列问题。

　　此次规划的具体任务中，也明确提出推动社会保险互通、教育医疗资源共享，建立人才公共服务跟随机制、区域创新人才公共服务平台等措施。“解决人才的后顾之忧，就是要创造出他们在京津冀，走到哪里，公众服务就跟到哪里的问题。”参与规划起草的北京市相关负责人表示。

　　3 如何打破行政壁垒吸引人才流动？

　　京津冀人才一体化发展由来已久。早在2011年，京津冀三地组织部门就签订了人才合作框架协议，开展了干部人才交流挂职、专家对接服务等一系列人才合作项目和交流活动。

　　但由于三地行政区划限制和发展阶段差异，区域之间人才资质不互认、人才政策不衔接、人才市场不统一、人才流动不顺畅等问题还不同程度存在，制约了京津冀人才一体化发展进程。

　　据北京市组织人事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实施《规划》就是为了破除区域人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实现人才在区域内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

　　北京市委组织部人才工作处处长、人力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刘敏华在上月举行的人才沙龙上发言表示，落实规划要把握好市场与政府、产业与人才、整体与局部的关系，要靠三地持久协同用力。

　　对于打破行政壁垒，吸引人才跨区流动，此次规划在机制保障方面提出，京津冀人才一体化发展列入相关职能部门考核内容，共同商议制定区域人才政策，形成京津冀人才一体化发展政策体系，共同推动重大任务、重点工程落地。建立京津冀人才一体化发展投入机制，完善财政投入政策措施，引导社会资本投入，优先保证重大任务、重点工程资金需求。

　　新京报记者 吴为

　　编辑：王晓琳

(新京报)

　　 7月7日，上海发布《住房发展“十三五”规划》指出，“十三五”时期，住房用地供应5500公顷，其中，商品住房用地2000公顷，租赁住房用地1700公顷，保障性住房用地1800公顷，住房用地供应总量较“十二五”增加20%。

　　 对于急于补仓，并谋求在“长三角”区域发展的企业来说，这无异于一个“大礼包”。但现实中，并非所有房企都能享受到供应端的政策红利。

　　 随着地价渐趋高企和土地出让条件日益苛刻，小型房企在土地市场的竞争中也走向弱势，并几乎从一线城市土拍市场绝迹。即使在部分三四线城市，激烈的竞争态势也正将小房企挤出市场。分析人士指出，这一轮市场下行周期过后，市场将出现新一轮洗牌，优胜劣汰将率先发生在前端的土地市场。

　　 万元门槛的压力

　　 由于地价过高，热点城市早已不适合小型房企生存。梳理过去两年北京市场的拿地记录可见，住宅地块得主绝大部分都是“熟面孔”。近年来，在一些热门地块的出让中，为分担风险，大企业组成联合体拿地已成常态。

　　 6月22日，在北京房山区青龙湖地块的出让中，共有7个主体参与竞买，其中有4个为联合体，分别是“国开+万科+首开+龙湖”、“保利+中海+中粮+天恒”、“房山新城+城建+招商”、“首创+远洋+五矿”，前者成为最终的得主。

　　 当日出让的顺义地块，也被“首开+万科+龙湖+东方华美”联合体竞得。

　　 大型联合体的出现，反映出热点城市土地竞争激烈、风险较大。按照某房企人士的说法，这既与地价高企有关，也与出让规则的调整密不可分。

　　 “现在的出让条件，对土地价格、房屋价格、配建规模、建设房屋类型都有限制，还对自持有所要求。”该人士表示，经过核算，纯商品房部分的成本越来越高，在当前限价条件下，这意味着很大的风险。

　　 由于难以承受这类风险，近两年来，小型房企已经逐渐退出热点一二线城市，只有部分拥有特殊优势（政府关系、一级开发、特有某种资质）的小企业还在支撑。

　　 近期，由于资本溢出效应，三四线城市土地成交旺盛、价格攀高，小企业再度面临类似压力。

　　 中原地产研究中心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上半年，全国卖地最多的50大城市合计卖地金额达到13691.3亿，同比2016年上涨38.4%。这些城市的平均地价上涨了27%，地价上涨城市主要集中在三线城市。

　　 链家研究院院长杨现领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在本轮周期之后，已经有一大批三四线城市的房价超过一万，这是房地产开发具备一定规模效应的基础门槛。他指出，随着“万元俱乐部”数量越来越多，对土地争夺也就越发激烈。

　　 就地价而言，杨现领指出，在本轮土地出让中，一些热门三四线城市土地溢价率很高，地价几乎涨了一倍，对后期消化带来很大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大型企业并不在意一个项目的短期得失，而更在意长期的布局，相比之下，小型房企就显得十分被动。

　　 西安某小型房企负责人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考虑到自身实力不足，该企业从未在西安的公开市场拿地，而是借助较早进入的优势，以协议的形式，早年在高新技术开发区获取了一批土地。但近年来，这批土地的开发进入尾声，继续协议拿地难度较大，因此公司正在寻找收购的机会，但也同时考虑从该市场抽身。

　　 此消彼长

　　 “优胜劣汰是市场的基本规律，实力不足的企业被淘汰不见得是坏事。”住建部住房改革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顾云昌表示，现阶段，大型房企为继续提高市场占有率，正逐步把战线拉到三四线城市，进一步挤压小房企的生存空间。

　　 他认为，大型房企、中型房企之间都有可能出现兼并整合，相比之下，小房企（尤其是民营企业）面临的困境更大。

　　 在7月6日下午的销售及经营电话会议中，万科董秘朱旭也指出，在大型房企全国性布局的情况下，小房企的生存空间在不断受到挤压。

　　 朱旭援引数据称，在万科长期关注的27个城市中，6月的土地成交面积和成交金额都增长了超过100%。朱旭表示，开发商拿地十分积极。以万科为例，如果算上6月29日斥资551亿元获得广信资产包，万科上半年拿地金额约达1463亿元，占签约销售金额54%左右，在行业内属投入最多的一家企业。

　　 中原地产的统计也显示，今年上半年，已有34家房企的拿地金额超过百亿元，其中排名靠前的30家房企拿地总金额达8726.2亿元，较2016年同期的可比数据增长66.4%。

　　 这组数据的另一面，则是大量小型房企的忧伤。顾云昌表示，新房市场的总量已经很难再扩大，“如果有企业多拿了地，就一定有企业拿不到地。”

　　 就在上海公布供地计划之前，重庆在7月4日公布了主城区住宅用地供应中期规划，未来五年主城区计划供应住宅用地9.5万亩，其中2017-2019年供应5.8万亩，2020-2021年供应3.7万亩。

　　 7月5日，广州也宣布今后五年（2017-2021年）初步计划年均供应住宅用地约5-6平方公里、可建面积约1250万-1500万平方米，较“十二五”期间增加近两成。

　　 分析人士认为，就这些城市的量级而言，这部分新增供地显然是“大佬”的游戏，小型房企很难享受到这轮红利。

　　 链家研究院根据成交金额统计，今年前5个月，TOP5开发商的市场占有率由去年的15%提高到23%，TOP10的份额由22%提高到32%，TOP20由29%提高到40%。杨现领指出，仅从数据上对比，中国TOP10开发商的集中度已经超过30%，接近美国水平。不仅小型房企，下一阶段大中型企业之间的分化也会非常显著，甚至可能出现大型企业的退出或整合。

　　 本报记者 张敏 北京报道

　　 7月7日，延庆区举行沈家营镇天成家园公租房项目配租摇号仪式，标志着延庆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公租房进入实质性的配租阶段。

　　 据悉，天成家园公租房项目位于延庆区沈家营镇东王化营村西侧，距离延庆城区约5公里。参加本次摇号的公租房申请家庭共863户，摇号配租的房源共563套，中签率为65%。本次摇号配租房源中，延庆区持有房源180套，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 资中心持有房源383套。563套房源中，中户型419套，小户型144套。配租共分为四组摇号进行，按中、小户型，优先组在前、一般组在后的顺序依次进行摇号。按计划本次所摇房源将在年底前组织选房配租活动。

　　 本次公租房配租是通过电脑随机摇号方式确定选房顺序号，所有参加摇号的家庭信息在公证员的监督下导入摇号系统，摇号结果现场打印交公证员确认。摇号结果将通过区政府网站及各乡镇、街道住房保障工作窗口公示。

　　 为保证摇号过程的公开、公平、公正，本次摇号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政风行风监督员、申请家庭代表参加此次摇号，公证处对此次公开摇号工作进行现场监督公证，全程录像。

　　 据了解，延庆区保障性住房工作开始于2007年，截至目前共解决了2064户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公共租赁住房127户、经济适用房及限价房1937户）。

(市住建委)

　　 本报记者 张敏 北京报道

　　 土地供应嬗变的蝴蝶效应

　　 今年上半年，土地市场相对平稳，高价地对市场预期的影响有所减弱。但业内人士认为，若要全面评价出让规则调整带来的影响，则需着眼长远。考虑到土地实际成本的提升，在下一个市场上升周期到来时，这些规则对房价的影响，可能会进一步体现出来。

　　 7月4日，上海挂出位于浦东新区和嘉定区的两宗住宅用地。这两宗地块体量不大，底价也不高，但其中一项出让条款却引人注意：竞得人必须在出让年限内，100%自持物业。这也意味着，该地块所建项目只得出租，不能出售。

　　 这并非首宗“完全限售”的住宅用地，此前北京、佛山也出现由房企全自持拿下的地块。

　　 作为房地产调控的一部分，去年以来，土地出让规则出现了明显调整。上述案例中的“限售”即是新特点之一。如保定、珠海在部分土地出让中，就祭出了“十年限售”的条款。

　　 另一个特点是“限价”，配合已经广泛使用的配建制度，在限制土地出让总价的基础上，竞标配建部分（通常是保障房）的面积，已成为热点城市土地出让中的“标配”。

　　 本月初，石家庄新推出的三宗土地，则同时对土地价格和商品房价格实施“限价”，并与“限售”结合。此前保定已推出这一制度，且随着三四线城市地价的攀升，这类规则正呈蔓延之势。

　　 今年上半年，土地市场相对平稳，高价地出现频率明显下降，高价地对市场预期的影响有所减弱，似乎说明规则的调整颇有成效。但业内人士认为，若要全面评价出让规则调整带来的影响，则需着眼长远。考虑到土地实际成本的提升，在下一个市场上升周期到来时，这些规则对房价的影响，可能会进一步体现出来。

　　 “拉高”与“做低”

　　 7月初，石家庄正定新区推出三宗住宅用地，并提出“双限双竞”规则。具体而言，在同时限定土地最高出让价格和房屋最高销售平均价格的情况下，先竞土地价格，未超过土地最高限价的，按报价最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超过土地最高限价的，在该最高限价基础上，向下竞房屋销售平均价格，按出价最低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当房屋销售平均价格低于下限时，则停止竞拍，该宗地流拍。

　　 不仅如此，这三宗土地还被锁定了十年限售期，即竞买人在房屋销售时须告知购买者，在取得不动产权证之日起10年内不得买卖。

　　 对此，北京某房企相关负责人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每家企业对土地成本的核算不太一样，但由于配建部分的成本相对固定，企业往往最看重商品房部分的预期售价，据此来核算盈利空间，并确定拿地成本。

　　 他表示，按照上述地块的规则，商品房售价被限制，相当于项目的货值被固定下来。土地价格被限制，相当于土地成本被固定下来。项目要想盈利，就只能压缩开发成本。“但开发成本往往跟质量成正比，如果开发成本不高，容易造成户型差、配套不足、容积率被拉高等。”

　　 当前土地出让中盛行的“限售”要求，被认为与此有着类似的逻辑。该人士表示，“限售”相当于变相压低项目的预期售价，由于盈利空间受限，开发商只得在成本上做文章。

　　 住建部住房改革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顾云昌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这类规则虽然能将房价控制在一定水平，但可能会造成“降质减配”的情况，影响居住体验。

　　 另一类较为流行的出让规则为“限价+配建”，即限定土地最高价格，竞拍配建的保障房或其他房屋面积。

　　 这类规则最早始于北京，如今已成为各大热点城市的“标配”。7月5日，佛山禅城区一宗土地拍卖中，甚至深化为“限价+竞人才住房+竞自持面积”。

　　 上述规则显然可以有效限制高价地，但在降低土地成本方面，恐怕收效甚微。

　　 以7月5日福州市闽侯县两宗宅地出让为例，最终两块地未扣除配建部分的成交楼面价均不超过1万元/平方米。但由于配建比例均超过一半，当地业内人士分析，分摊到商品房部分的土地成本将达到2万元/平方米。如果继续竞拍，这部分成本还会进一步提高。

　　 有分析人士如此解读这种逻辑：在土地成本固定的前提下，配建部分越大，纯商品房地块承担的成本就越高。

　　 对于这种情况，企业的惯用应对手段为“拉高”和“做低”。具体做法为，在保证配建规模的前提下，尽量提高配建部分的容积率。相应地，商品房的部分容积率则被有意压低，使之变成低密度、高售价的住宅。表现在项目布局上，配建部分显得“又高又密”，商品房则表现为“低而稀疏”。

　　 “也可以反过来理解：拉高商品房部分的价格，做低配建部分的成本。”上述房企人士表示，商品房价格并未被有效控制，配建部分（通常是保障房）的居住体验还被牺牲了。

　　 成本压力仍大

　　 “限价”与“限售”的做法，起源于一线城市，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已在各热点城市大行其道。按照业界的主流观点，随着三四线城市地价攀高，这类做法正在向这些城市蔓延。

　　 今年6月28日和7月6日，浙江湖州在两次土地拍卖中，就采取了“限房价、限车位价、限装修价、竞地价”的规则；7月5日，安徽芜湖一宗土地出让采取的规则为“限地价、竞市场调控房”。

　　 上海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总监严跃进认为，这类出让方式的推广，有其正面效果。如有助于减少高价地的出现，并减少高价地对市场预期带来的刺激。

　　 今年以来，市场上的高价地已明显减少。根据中国某研究机构统计，今年上半年，全国300个主要城市中，一线城市土地交易的平均溢价率为22%，同比下降40个百分点；二线城市的平均溢价率为32%，下降17个百分点；土地出让规则调整较少的三线城市，溢价率为57%，上升32个百分点。

　　 严跃进还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配建制度的存在，有助于实现商品房市场和非商品房市场的共同发展。

　　 与此同时，“限售”规则的推出，可遏制短期炒房行为，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租赁住房供应，分摊销售市场的压力。对于“租售并举”供应体系的构建有所裨益。

　　 但他同时也表示，配建制度导致的成本分摊，会造成商品房地块的实际成本高企。从长远来看，仍将对房价产生一定支撑。按照顾云昌的说法，“‘假地价’很容易计算出来，分摊到商品房部分的‘真地价’是多少，外界并不知道。”

　　 根据房地产开发周期，这批地块将在明年入市。受访者普遍认为，按照真实的土地成本，届时的商品房销售价格可能会进一步抬升。

　　 中原地产在此前的一份报告中也指出，按照真实的地价水平，在很多热点城市，未来房价要至少上涨50%，才可保证项目盈利。部分高价地项目，则要求房价有100%的涨幅。

　　 上述房企人士还指出另一重逻辑：土地出让条件的苛刻，会将小型房企逐渐淘汰，并造成市场竞争的不充分。在部分区域市场，若定价权被部分大型房企把持，同样不利于价格稳定。

　　 顾云昌认为，这些规则带有强烈的行政色彩，容易扭曲价格信号，因此不适合长期实施。

　　 他表示，在房地产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企业的确负有供应多类型、多层次住房的责任。但在土地出让端，也应当注意“供给侧”改革，避免规则变化带来的种种问题。具体而言，需要尽快将此纳入到房地产调控的长效机制中。

　　 （编辑：骆轶琪）

(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