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不少经济发达县的经济总量突破千亿大关。

第一财经记者根据各地统计公报、政府工作报告及公开数据梳理发现，截至2018年，共有29个县（市）的GDP突破1000亿大关，其中有5个县破2000亿，两个破3000亿大关。这29个县域分布在江苏、浙江、山东、福建、湖南、陕西6个省份。其中江苏最多，共有11个。

5县超2000亿

统计显示，头部的县域中，有5个超过了2000亿大关，比上一年多1个。新进入2000亿梯队的是福建晋江。这也是苏南四小龙（昆山、江阴、张家港、常熟）之外，首度有江苏以外的县域突破2000亿大关。

以生产运动鞋闻名的晋江诞生了著名的“晋江模式”， 仅制鞋中心陈埭一镇就有大大小小数千家制鞋企业。

根据2018年晋江统计公报，初步核算，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229.00亿元，比上年增长9.0％，总量分别占全省、泉州市的6.2%和26.3%。按常住人口计算，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0万元大关，达105790元（折合15987美元）。

晋江之外，苏南四小龙继续稳居前四。可见苏南地区是我国县域经济最为发达的区域。这其中，除了江阴来自无锡外，其他三个全部来自苏州。加上位居第十的太仓，苏州辖下4个县级市全部进入到千亿县行列，全部位居前10。苏州县域经济可谓独领风骚。

谁是中国县域GDP第一？2018年昆山继续位居第一，达到了3875亿元。不过第二位的江阴也达到了3806亿元，继续与昆山并驾齐驱，这两个县级市也是目前我国两个突破3000亿大关的县。按照目前两地的发展态势，昆山和江阴有望在2019年齐齐突破4000亿大关。

区域分布：江苏最多 中西部3个

今年有7个县域新进入到1000亿俱乐部的行列，新增数量为历史之最。新增的7个县域全部来自东部地区，其中江苏、浙江和福建各新增2个，山东1个，分别为：江苏启东市、江苏泰兴市、山东邹城市、浙江乐清市、浙江温岭市、福建福清市、福建南安市。

有新进入的，也有退出榜单的。河北迁安市和内蒙古准格尔旗就是后者。这两个能源型县域受能源产业的波动影响较大，这在以能源重化产业为主的地区比较明显。例如陕西神木早在2012 GDP突破千亿元大关，成为陕西省乃至西北五省区第一个年GDP突破千亿元的县。但2013年以来，神木GDP从千亿高位跌落，一度跌出榜单，到2017年才又重返千亿县行列。

从省域分布来看，29个千亿县，有25个集中在东部沿海四省江苏、山东、浙江和福建，其中江苏最多，共有11个，占了38%，在全国遥遥领先。在江苏省内，这11个千亿县主要集中在苏南和苏中地区。

尤其是苏中地区，虽然头部县域没有苏南那么突出，但也集中了一批总量1000亿出头的县域，包括海门、如皋、启东和泰兴。这也体现了近年来江苏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由苏南向苏中、苏北发展的态势。

其中，海门、如皋和启东都是南通市辖下县级市，南通作为上海都市圈的北翼门户，发展前景广为看好。2017年5月，江苏省政府批复《南通建设上海大都市北翼门户城市总体方案》。批复指出，加快建设上海大都市北翼门户城市，是南通抢抓国家系列重大战略机遇的关键举措，是策应上海建设卓越全球城市的实际行动，有利于推动长三角区域协同发展、融合发展，在实现江苏“两聚一高”（聚力创新 聚焦富民 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建设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中发挥更大作用。

在江苏之外，浙江千亿县有6个，山东有5个，福建有3个。这四个省份的千亿县数量占了近九成。

值得注意的是，第一经济大省广东没有一县进入到千亿县行列。广东省体改研究会副会长彭澎对第一财经分析，广东区域发展失衡，经济要素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地区，而近年来珠三角最发达的县如顺德、南海、三水、增城等纷纷改为区了。另外，东莞和中山都是地级市直管镇的模式，下不辖县（市）。

实际上，广东一些超级镇实力也非常强。例如佛山南海的狮山镇2018年GDP 1048.7亿元，而同期广东省内还有两个地级市GDP低于1000亿。

区域发展失衡是广东顽疾，但广东坐拥广州、深圳两大一线城市。江苏省社科院研究员田伯平对第一财经分析，广深作为两大一线城市，集聚高端要素的能力更强，现代服务业更为发达，对珠三角地区的转型升级起到非常重要的服务和带动作用。相比之下，无论是苏州还是南京，江苏中心城市的服务带动作用都与广深有较大的差距。

中西部地区共有4个县域突破千亿大关，其中三个来自湖南长沙辖下，分别是长沙县、浏阳市、宁乡市。另外一个县是陕西神木市。

县域经济如何转型

千亿是县域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节点。一些能源重化为主产业的县在进入千亿大关后，经济发生波动。还有其他一些县域，近年来经济增速出现明显放缓。

由于目前统计部门发布的增速均为实际增速，是扣除了通货膨胀因素后，以不变价格计算的增速，而名义增速包含了价格变动。比较城市之间经济总量的大小，用名义增速更能反映真实情况。

从名义增速来看，有8个县域超过了10%。其中陕西神木名义增速达到了16.9%，浙江慈溪名义增速也达到了16.7%。此外，乐清和晋江也都超过了12%。

不过，在这29个县域中，有20个县域的名义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有11个县域的名义增速低于6%，宁乡和浏阳的名义增速为负，当然这种负增长，可能有统计口径调整的因素。

此外，丹阳的名义增速只有1.4%。丹阳所在的地级市镇江去年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今年镇江政府工作报告提到，回顾过去一年，困难比预想的多、挑战比预想的大。受宏观经济下行、消化过高基数等因素影响，地区生产总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固定资产投资三项指标未能完成人代会确定的目标。产业结构偏重，先进制造业发展还不充分，生态环境仍存在许多短板和问题。

丹阳之外，荣成和龙口的名义增速也分别只有2.6%和2.9%，诸暨只有3.8%，滕州和邹城都只有4%。总体上看，不少经济大县的经济增速要明显低于大中城市的经济增速。

对此，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对第一财经分析，在过去短缺经济的情况下，通过发挥企业家精神、发展县域经济、乡镇经济，很多县域经济随之崛起。但在经济进入到转型升级新阶段后，科技、人才、资金等高端要素资源、现代服务业对产业的发展作用日益突出，而人才、总部经济等往往集中在一二线大城市。

“人才当然愿意在大城市。因为大城市的城市建设和教育、医疗等公共配套更好。”丁长发说，相比之下，县域的公共服务产品与大城市存在很大差距。“比如闽南的晋江和石狮，虽然经济很发达，但是城乡公共配套远不如大城市。”

因此，即便是县域经济、乡镇经济最为发达的浙江，也在加快向都市经济转型。浙江提出，要顺应城市经济特别是都市区经济成为区域发展与竞争主要形态的新趋势，坚持做强市域经济与激发县域经济活力并重，推动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都市区经济转型。

对县域来说，提高公共服务配套水平十分重要。今年4月8日，国家发改委印发的《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要改进城市公共资源配置。在优化大城市公共资源布局的同时，立足实际在中小城市适度增加公共资源供给。鼓励各地区优化潜力型中小城市建设用地结构布局，合理增加公共服务设施等用地规模。

《任务》指出，要调整优化教育医疗资源布局，新设立和搬迁转移职业院校原则上优先布局在中小城市，将更多三级医院布局在中小城市，支持大城市知名三级医院在中小城市设立分支机构，支持大城市知名中小学对中小城市学校进行对口帮扶支教。

丁长发说，县域的公共服务配套肯定会与大城市存在差距，人才还是会往中心城市走。未来经济大县的发展关键是要在所在的城市群、都市圈中找准位置，给城市群、都市圈做配套，与中心大城市错位发展。比如随着都市圈的发展，现代服务业集中在中心城市，制造环节放在县域，形成合理分工。

4月18日，当代置业（中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该公司拥有50%权益的合资企业南昌明伯置业有限公司拟收购江西晟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51%股权，后者持有江西14.14万平方米的宅地。按照持股比例，当代置业应付的总代价为人民币4.80亿元。

4月18日，明伯置业与南昌县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订立合作协议，明确了各订约方共同开发地块及管理江西晟城的权利与义务。

资料显示，江西晟城是一家于2018年9月在中国成立的有限公司，其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5亿元，并由南昌县城投持有100%权益。其为持有位于中国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占地面积合共约为14.14万平方米的所有用作住宅用途地块（编号为DAJ2018015、DAJ2018016及DAJ2018018）的土地使用权的项目公司。

4月11日，明伯置业透过江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举办的公开挂牌程序投得江西晟城的51%股权，代价为人民币7254.66万元。明伯置业须于其后五个工作日内悉数偿付代价人民币7254.66万元，连同江西晟城欠付南昌县城投的相关债务人民币8.88亿元。

公告披露，明伯置业为分别由当代置业的全资附属公司跃动智业投资（北京）有限公司与农工商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持有50%权益。

4月18日，跃动智业及农工商房地产订立明伯置业合作协议，据此，订约方同意（其中包括）根据彼等各自于明伯置业的持股量（各为50%）就收购江西晟城的51%股权支付代价人民币7254.66万元及江西晟城欠付南昌县城投的相关债务人民币8.88亿元。也就是说，当代置业应付的总代价为人民币4.80亿元。

此外，根据明伯置业与南昌县城的合作协议，未来明伯置业将负责地块的业务营运及开发，包括但不限于物业的项目规划、设计、建设及销售，而南昌县城投将负责地盘平整工程及与地块建设及开发相关的公共服务。

同时，明伯置业担保，自明伯置业成为江西晟城51%的权益持有人之日起三年内，将向南昌县城投（作为江西晟城49%的权益持有人）分派的溢利须不少于人民币6000万元。倘担保溢利少于人民币6000万元，则差额须由明伯置业支付。

招商局置地有限公司4月18日晚间发布澄清公告称，此前该公司发布的重选退任董事公告中，应将“重选苏树辉博士为独立非执行董事”改为“重选苏树辉博士为执行董事”。

招商局置地发布澄清公告称，于原有代表委任表格的中文版本中之第2(b)项决议案应为重选“苏树辉博士为执行董事”而非“重选苏树辉博士为独立非执行董事”。该原有代表委任表格的英文版本所列的相应决议案则准确无误。

3月21日，招商局置地发布公告称，该公司将于4月24日（星期三）上午十一时正举行应届股东周年大会，将对授予董事股份购回授权及股份发行授权、重选退任董事、股份溢价账派付末期股息等事宜做出决定，并于随后发布了股东周年大会适用的代表委任表格。

其中，根据章程细则第116条，许永军、苏树辉、黄竞源及史新平将于股东周年大会轮席退任，且全部符合资格并将于股东周年大会重选连任。

公告显示，苏树辉博士，现年67岁，于2010年12月11日加入该公司出任执行董事兼执行委员会主席，并于2010年12月31日获选为该公司主席。苏博士于2012年6月23日辞任董事会主席及于董事委员会的全部职位，但留任执行董事。

苏树辉为联交所上市公司澳门（楼盘）博彩控股有限公司的副主席兼执行董事，目前为深圳（楼盘）超多维光电子有限公司主席。同时，他为Euronext里斯本上市公司Estoril-Sol，SGPS，S.A.董事，以及MACAUPORT–Sociedade de Administrao de Portos，S.A.董事会主席。

苏树辉还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九、十、十一及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现为葡萄牙共和国驻香港特别行政区名誉领事及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发展委员会顾问，澳门陆军俱乐部主席、香港大学教研发展基金董事局成员，以及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长江商报消息本报讯（记者江楚雅）4月17日，我爱我家发布公告称，子公司我爱我家房地产经纪拟以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谢照等持有的蓝海购100%的股权，交易合计对价为5.6亿。去年底披露计划发行股份收购中环互联100%股权，完善门店全国化布局。

长江商报记者梳理发现，我爱我家加速扩张的背后业绩压力较大。据年报数据，2018年我爱我家实现扣非净利润6.55亿元，过去2年累计实现利润11.57亿元，擦线完成当初利润对赌协议。而作为业绩支柱的经纪业务增长不到7%，二手房买卖经纪收入增速更是只有3.2%，近乎停滞。

“对赌协议本身就有风险，当前我爱我家动作频频，但是无形中会增加很多成本和不确定性。其优势在于业务灵活，有较好的进取心和创新能力，但是缺点也是明显的，在品牌管理等方面优势不大，而且似乎和传统业务有偏离，这容易增加风险。”易居研究院研究总监严跃进向长江商报记者分析称，二手房业务增速不高，说明业务重心有点偏离。一方面和市场降温有关，另一方面也和此类企业管理思路调整有关。类似业绩承诺的完成，比较吃力，后续也需要反思既有的战略路线。

佳兆业集团(1638.HK)4月19日宣布，集团首单购房尾款ABS——“中山（楼盘）-佳兆业购房尾款第一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成功发行，这是集团打开国内融资新通道、降低融资成本、强化现金流管理的重要举措。

“中山-佳兆业购房尾款第一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由中山证券担任计划管理人，以项目购房尾款应收账款收入作为专项计划基础资产，项目总发行规模6.85亿元，其中优先A级4.7亿元，AAA评级，优先B级1.8亿元，AA+评级，次级3500万元，期限2年。

本次专项计划的成功发行推动了集团融资多元化，对于优化整体债务结构，降低融资成本具有积极作用，为持续推动佳兆业资产证券化业务批量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此前，佳兆业集团旗下深圳（楼盘）航运的国内首单海上航运客票收入ABS亦成功发行，发行规模4.75亿元，使得深圳航运集团旗下鹏星船务公司成为国内首家完成客票收入ABS发行的航运企业，也为深圳航运集团客运业务拓宽融资渠道、升级服务质量提供了有力支撑。

去年末至今年以来，佳兆业集团已连续获得深交所批准四项资产支持专项计划，总额度逾人民币90亿元，分别为50亿元供应链金融资产支持专项计划、30亿元长租公寓资产支持专项计划、6.85亿元购房尾款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及4.75亿元以航运客票收入为底层资产的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佳兆业多类型资产支持专项计划获得成功发行，表明公开市场对佳兆业企业信用资质的高度认可，机构投资者的踊跃认购显示出对集团良好运营态势的强烈信心。在销售层面，佳兆业集团第一季度总合约销售约138.4亿元，同比增长约75.7%，据克而瑞披露数据统计，佳兆业第一季度同比增幅领先TOP30房企位列第一，为全年高质量、快速度增长奠定了良好基础，

佳兆业集团管理层表示，集团在1个月内成功发行两单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产品，标志着佳兆业在积极拓展融资渠道方面迈出新的步伐，预计随着该类产品的发行，集团的债务结构将进一步优化，融资成本也有望降低。

由于宁波（楼盘）开盘项目被曝摇号内定事件，杭州（楼盘）本地房企保亿置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亿集团”)日前受到关注。

4月13日，奉化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官方微信“奉化建设”发布通告：“4月12日晚上8时左右，保亿·未来风景里楼盘公开摇号选房，总计约1500人报名参加。现场出现主屏与副屏显示不一致情况，导致摇号终止。奉化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已第一时间介入，目前正在调查核实中，将依法依规作出处理。”

据浙江新闻客户端显示，4月13日一早，开发商保亿集团给出正式回应。其归因于“现场客户量非常大，但因摇号过程中出现投屏问题，摇号中断”，并一步解释称：“按照既定程序和现场公示的选房规则，每次摇号结束后，大屏幕上应当显示10组客户信息，但摇号系统启动后，屏幕上仅显示了5组客户信息，致使现场部分客户认为存在问题。”

公开资料显示，此次涉及的项目为保亿·未来风景里，位于宁波市奉化区，本次共有505套房源，1545组客户认筹，涉及7500万元认筹资金，现场大屏幕以“序号+客户登记号+姓名+身份证号码”的形式显示相关信息。但在现场认筹过程中，却出现主屏与副屏显示不一致情况。据现场参与购房者爆料，“台上才摇到18组90人，大屏幕就出现230人的名单”。

“保亿未来风景里”官方微信公号信息显示，保亿?未来风景里项目位于总投资约339亿元的“中交未来城”，宣传图对此的描述为“保亿未来风景里，中交未来城芯，3号线直达约800米直抵琏琳站，价值飞升在即，资产稳步升级”。

近年来，许多省会城市，包括人口近千万的大城市，都在上演“人才争夺战”。户籍改革已经成为城市竞争的重要“竞赛项目”。

不过，这些城市“抢人”大多设有门槛限制。如今，风向要变了！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后简称《任务》），针对不同城市提出了更为细化宽松的落户要求，在此前对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取消落户限制基础上，继续对大城市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甚至全面取消落户限制，并要求大幅增加超大特大城市的落户规模。此外，《任务》还首次提出了“收缩型中小城市”的概念。

这些，都被视为户籍制度改革的积极信号。

让外来人口留下来

去年，在各省会城市的“人才争夺战”如火如荼时，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政策研究室主任张本波接受媒体采访指出：当一座城市优先解决现有外来人口落户问题、为常住人口提供稳定生活的制度环境后，出台大规模引进人才的优惠政策才更合乎社会治理的逻辑。

而此次户籍改革政策其中一个重点，就是要解决张本波所说的“解决现有外来人口落户”的基础问题——“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具体的措施，就是推动已在城镇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

“每年有几百万到上千万的农民工要继续从农村转向城市，我们把这部分人口叫做‘农业转移人口’”。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将农民工称作“农业转移人口”并不准确。实际上每年新增的农民工，大部分并没有务过农。

为什么要积极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安家落户？有专家认为，此前排斥农民工的户籍政策已经显示出负面效应。

在路遥小说《平凡的世界》里，孙少平是第一代“农民工”的形象。从农村人奋斗成煤矿工人、拿到城市户口的过程，贯穿着孙少平的前半生。这是小说，也是过往的现实。

过去几十年，城市欢迎农村壮年劳动力，但将其子女、老人视为负担。经济学家陆铭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一些城市，地方政府往往动用教育、就业等办法来控制人口，尤其是对外来人口子女入学采取严格限制。

城市户口附着各项公共服务权益，没有户口的农民工难以享受城市公共服务——即使长期在城市工作。

陆铭认为，留守农村的老幼，并非自愿留下，而是被包括城市户籍政策在内的种种门槛排斥在外，他们进城将面临过高的生活成本。

这种排斥，被学者们认为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城市化进程。

“城市在鼓励高端人才留下来的同时，也要让低技能劳动者留下，否则极易扭曲城市的劳动力供给结构。”陆铭说道。

也有人认为，出于情感和适应性等多方面的原因，很多农民已经不愿意进城了。根据国家统计局2011年的报告，有超过一半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收入太低”和“住房问题”制约他们在城市定居。

“只有户籍制度改了，才能真正知道有多少人想进城。”陆铭认为，政府应该为有定居意愿的农民工创造条件，例如，允许土地交易和抵押，满足他们在城市里拥有基本住房，成为廉租房制度覆盖的群体。

房价、生育率何去何从？

对本专科以上的高学历人才而言，这次户籍制度的放宽，加之准一线城市、二线城市的诸多利好政策，让他们无论是留守“北上广深”，还是退居二线城市，都能够更从容。

房价是影响高学历人才选择城市的因素之一。当下“人才争夺战”中，生活补贴、购房优惠是各地人才政策的重点。许多分析人士认为，《任务》发布之后，放开户籍的城市的购房需求也会上涨，甚至触发房地产市场的波动。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况伟大近期接受媒体访谈表示，放宽户籍将新增3000万人购房需求，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城市，房价上涨的更快，特别是在没有进行限购的沿海城市、交通枢纽城市、有重大工程以及重要资源型城市，或许会引来炒房投机者。

但陆铭对此持保留观点，他认为，与其说户籍政策影响房价，不如说是劳动力流动的趋势影响地区房价。在本轮户籍政策改革之前，劳动人口流入和流出的趋势，就已经很明显了。户籍政策在当下只是一个“引流”的作用。

陆铭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长远来看，人的流动会考虑经济、社会和环境等因素，人口依然会进一步向特大、超大型城市集中。

户籍改革进程中，还有一个引起关注的问题，就是宽松政策下，能否影响或提高生育率？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全面二孩政策的效应没有达到预期，2018年出生人口继续下降至1523万人，比2017年出生人口减少200万人。而另一方面，老龄化加速到来。

城市“人才争夺战”，某种程度上也是基于对上述问题的应对。

因此，许多地方官员在解释“抢人”原因时都会提到：迎接第二波人口红利，优化人口结构。

中小城市要“瘦”，更需要“强”

上述《任务》中提到，收缩型中小城市要瘦身强体，要转变惯性的增量规划思维，严控增量、盘活存量，引导人口和公共资源向城区集中。

中小城市为何要瘦身强体，又该如何瘦身强体？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目前，很多中小城市已经进入了人口负增长，在未来全国人口总量下降的情况下，未来还会有更多的中小城市会进入收缩型城市。

“中小城市收缩，大城市持续扩张，这是城市之间的人口再分配。这种分配符合城市发展的基本规律。”黄匡时认为，相对于人口向中小城市分散布局，人口向大城市聚集，更有利于基本公共服务资源的配置效率。

从成本来看，中小城市瘦身成本也更低，但不代表中小城市就此衰落。《任务》明确提出，中小城市不光要“瘦”，而且还需要“强”。

黄匡时指出，很多地方政府官员难以接受自己服务的城市被称作“收缩型城市”，拒绝承认城市人口在流失，甚至排斥做收缩型的城市规划。因为人们普遍认为，人口减少直接跟城市衰败相联系。

这样的担忧不无道理。就在《任务》发布后，东北小城鹤岗，以一种黑色幽默的方式将自己送上热搜。在当地一些房产中介平台，5万、10万甚至3万一套的房子待售。

随后，其他一些因为资源枯竭、人口大量外流导致房价下跌的小城市也被人们提及。例如甘肃玉门，石油资源枯竭后，许多人感慨当地房地产几乎无人问津。

类似鹤岗、玉门等城市不可避免地“瘦身”，但还有希望“强体”吗？这些城市今后的发展也引起讨论。

黄匡时认为，在城镇化进程中，随着人口和产业的聚集，会逐渐形成核心城市、中心城市、边缘城市等城市体系。“未来，对于很多中小城市而言，应该从产业和基本公共服务等各个方面积极融入到城市群中去。”

另一方面，哪些城市需要“收缩”，也需要综合评估。陆铭表示，从概率上讲，资源枯竭型城市很可能会出现持续的人口流出，这个时候就应该做减量型的规划。但这种情况并非是绝对的。

黄匡时建议道，相关部门需要加强收缩城市认定的标准化研究，包括人口资源环境方面的综合评估，研发城市收缩指数，根据指数结果决定哪个城市是否可以收缩。他同时强调，一定要摆正对收缩城市的心态和认识。

记者 | 梁宙

住宅用地70年产权到期后，到底该怎么续期，是否需要缴费，如何缴费？这些问题在即将提交二审的民法典物权编草案中能否得到答案引发外界关注。

2019年4月20日至23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将在北京举行，民法典物权编草案也将提请二审。去年8月，民法典物权编草案一审稿曾首次提及住宅用地使用权续期费用问题，并作出了一个原则性规定，但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到期该怎么续期，是否需要缴费，如何缴费等问题至今未有明确规定。

专家表示，目前我国尚未出台自动续期的具体细则，实践中陆续有一些期限较短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到期，也就使得从法律角度解决这一问题迫在眉睫。

住宅用地续期费用待定

民法典物权编草案在2018年8月首次提请审议后，关于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问题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根据现行《物权法》第一百四十九条和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物权编草案一审稿曾对住宅用地使用权问题作出原则性规定：“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的，自动续期。续期费用的缴纳或者减免，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而《物权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是，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的，自动续期。与现行《物权法》相比，物权编草案增加了“续期费用的缴纳或者减免，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的内容。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教授、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王雷表示，《物权法》第一百四十九条回避了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自动续期涉及是否需要办理续期申请、续期期限、续期收费等问题，成为不完全法条，目前我国尚未出台有关建设用地使用权自动续期的具体细则，实践中陆续有一些期限较短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到期，也就使得从法律角度解决这一问题迫在眉睫。

王雷认为，自动续期不需要再行办理续期申请手续，但不等同于无偿续期。建设用地使用权即使是续期收费，续期缴纳的费用也不应该等同于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金，前者应该远低于后者。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自动续期并不等同于永久续期，以免永久使用权导致国家对城市土地所有权的虚化。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周友军对界面新闻表示，物权编草案一审稿总体上反映出立法机关对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的问题没有形成一个最终的意见，所以还是把问题留给了未来的法律、行政法规来解决。

“虽然我国短期内不会有大面积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到期的情况，但这个问题终究有一天会大面积爆发。”周友军表示，物权编草案二审可能还是会持着目前的立场，将这个问题留给未来继续讨论。

王雷告诉界面新闻，中国法学会民法典编纂项目领导小组物权法编课题组建议将《物权法》第149条第1款修改为：“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的，自动续期，不再交纳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等费用。税法等其他法律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我们期待民法典物权编推动住宅和非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续期制度的解决。”王雷说。

“居住权”有望最终写进民法典

“居住权”是民法典物权编草案新增的一个内容，在物权编草案一审稿中也受到舆论的关注。

物权编草案规定“居住权”：居住权人有权按照合同约定并经登记，对他人的住宅享有占有、使用的权利, 以满足生活居住的需要；居住权不得转让、继承。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居住权涉及的住宅不得出租。

王雷认为，居住权制度在现实生活中的适用范围足够广泛，居住权有助于保护弱势群体居住利益。如离婚时弱势一方可以通过离婚帮助制度获取居住权。在公房租赁领域，物权化的居住权是值得探讨的方案。此外，房屋所有权人可以通过设定保留居住权的房屋买卖，以实现“以房养老”。

“总体上，房屋所有权和房屋租赁权的二元化房屋利用模式难以满足当事人多样化的需求。居住权制度有利于实现从‘居者有其屋’到‘住有所居’的转变。”王雷说。

实际上，“居住权”制度并非首次提出。2005年《物权法（草案）》曾专章规定居住权制度，不过，因为始终存在争议，最终2007年3月通过的《物权法》删去了“居住权”的有关条款。

王雷指出，《物权法》删去了“居住权”的有关条款，是因为当时有学者坚决反对物权法中规定居住权制度，认为作为居住权制度初衷的离婚一方的居住问题、寡居母亲的居住问题、保姆的居住问题等在我国当时社会背景下要么已经不存在、要么属于极少数的存在，均没有必要创设居住权这一用益物权类型来解决。

周友军表示，当前，人们对公有住房之上的居住权问题以及以房养老中的居住权问题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学界和立法机关对居住权的认识都相对统一，过去那些反对居住权制度的理由，在现在看来并不是很充分，反而赞成的理由相对充分一些。

“民法典物权编最终可能会保留对居住权制度的规定。”周友军预测说。

此外，民法典物权编草案一审稿公布后，也有不少学者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李雷建议，将《物权法》第75条第1款“业主可以设立业主大会，选举业主委员会”，修改为“业主应当设立业主大会，选举业主委员会。只有一个业主的，或者业主人数较少且经全体业主一致同意，决定不成立业主大会的，由业主共同履行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职责。”

李雷称，相对于物业服务企业而言，分散的业主个体属于弱势群体，业主只有组织起来，才会提高其与物业服务企业的谈判能力并对物业服务企业进行有效的监督约束。业主应当设立业主大会，选举业主委员会，以提高业主的组织化程度、完善经由决议行为的业主团体自治。

周友军认为，在民法典物权编草案一审稿中，仍有一些地方值得讨论。如在质押的规定上，应该允许更多的财产进行质押，现在对于质押的限制比较多，需要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之内的财产权利才可以质押，不利于融资。

“民法典物权编草案规定，车位、车库应当首先满足业主的需要。在实践中时常会出现一些乱象，如有的开发商囤着车位不卖，或者卖得特别贵，或者卖给小区以外的人，业主的权益受到侵害，目前物权法仍未能提出一个好的应对办法。”周友军说。

文| 每日人物宋美璐邱灵芳编辑王辉

300元每平，1.5万一套。“白菜价”的房市，让沉寂的鹤岗市一跃而出。

鹤岗因煤炭兴盛，也因煤炭衰落。身为鹤岗人的他们，也随之浮浮沉沉。

有在矿上工作了一辈子的老矿工，也有在煤矿行业衰落后离开家乡，远赴五千公里外的新疆工作的技术员，还有在青岛安家落户的年轻人。

当然，不乏一些年轻人选择留下。房屋中介小李觉得，日子好不好全看自己奋斗，“南方的房价太高了，在家陪着父母就挺好的。”

鹤岗卖房广告

几十年一线矿工，想过出去但没有出路

“现在已经赔钱卖了，还是卖不出去。”

张军标价6.5万58平的房子已经在售房网站上挂了3个月，迄今为止没有接到一个咨询买房的电话。

挂售的这套房子是老房子拆迁给的。张军说，当时只能换20平，要想换大点的，得自己补差价，但拆迁只能补房，不补钱。

张军想把这回迁的房子留给儿子住，前前后后补了8万元，在兴安区换了个58平的商品房。

计划赶不上变化。儿子从哈尔滨科技大学毕业后，没有选择回家乡工作，“在鹤岗，年轻人大学毕业后，10个中能有1个回家工作都不错了。”张军表示理解孩子的想法。

“现在房间闲置，每年的水暖费都要1500元，卖不掉只能硬挺着”，张军说，“只要有人愿意交水暖费，就可以让他免费住。”

鹤岗这座曾因煤炭名噪一时的城市，为鹤岗提供了大量的工作岗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鹤岗，几乎家家都有劳动力在煤矿上班。一旦踏入这一行，一辈子在这一行。直到有一天，煤矿衰落下去。

张军是土生土长的鹤岗人。1989年初中毕业后，去了煤矿上做一线工人，当时的他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

张军最开始是在国营煤矿厂工作，但总是被压工资，一压就是四五个月甚至半年。有时候吃不上饭了，矿厂就开了个合作社在外面进一些粮食、生活用品等发给工人去抵扣工资。

后来承受不了长久的压资，张军转到了当地的私营小煤矿工作。不过，私营也会压工资，但不像国企，“顶多压个一两个月”。

鹤岗煤矿

在煤炭业兴盛的时候，这些私营矿厂有着更高的工资，同样意味着更高的风险。

张军经历过煤炭的兴盛期。最好的时候大概在2007年左右，“工资能开到6000元一个月。”好景也只持续了三四年。后来，私营小矿厂一个个关闭，张军也到处换来换去，有时一年只能干半年活。

2009年是张军最为困难的时候。“孩子上初中，学费都快负担不起了”。

家里的唯一劳动力的张军，必须寻找除了煤炭行业以外的途径来养活家庭。去建筑工地打零工、站在街角等活是张军生活的常态，“哪里有活，我就去哪里。”

“不是没想过出去，但是年纪大了，其他地方没熟人找不到什么工作。”张军说。

80年代高材生迫于生计远赴新疆，仍想回鹤岗

随煤炭行业的兴衰，被直接影响的还有53岁的赵京。

和张军一样，赵京也是1989年进入煤炭厂工作。不同的是，这个80年代的高材生从事的是矿厂技术员的工作。

不用经常下矿，工作轻松。在父辈和一线工人来看，赵京的工作足够安全也足够体面。如今回头来看的赵京不这么认为，“没钱没地位的，没什么可骄傲的”。

对赵京来说，选择煤炭这条路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赵京的父亲是煤矿厂里的老工人。大学选专业时，父亲让他选了采矿专业，这在当时是抢手的金饭碗。

“选了这个专业就局限了，再跨行也不太可能了”。赵京毕业后，顺理成章进入一家国有的煤矿企业。

这一干就是几十年，赵京经历了鹤岗煤炭的起起伏伏。

他的印象里，煤炭业兴盛的时候，除本地人，还有许多其他地方的人拖家带口的来矿厂上班。但煤炭的兴盛，没有给他带来生活的改善，“在国企工资不会因为行情好多发多少工资。”

反倒效益不好的时候，更让赵京感受刻骨铭心，“好几个月不发工资，谁能承受的了？”

被压工资的那段日子，赵京称自己压力也很大，但没有办法。矿务局也没钱，逼也没用，只能找亲戚借借渡过难关。

与张军不同的是，他从没想过转去私营矿厂。“私营矿厂工资高点，但效益不好的时候，一年能休半年。”他始终认为，国营矿厂的安全稳定更重要。

近年来，鹤岗的煤炭资源越来越少，很多小煤矿一个个关闭。这时候，许多人为了更高的收入选择外出务工。

“看不到鹤岗的前景”，赵京也在2011年加入离乡的行列。当时自己的女儿还在高中。

不过，离开鹤岗的他仍没跳出煤矿。他先后辗转山西、新疆等各地的矿厂，“人到40多岁想转行很困难，你的经验、人脉都在煤矿这块，离开煤矿什么都得从头开始，风险太大了。”

“天天就是三件事，吃饭睡觉工作。”赵京这样描述自己在外的生活，无聊且平淡，“各地的人都有，南腔北调，唠嗑也没法唠。”

工资没太多，“一个人在外面没什么活动也没地儿花，挣的钱就都转回家里。”赵京说。

鹤岗火车站

鹤岗这座煤城，张军也曾一度离开。

2014年，张军去内蒙古工作过一段时间，从事的也是煤炭开采的相关工作。

除去每月开销，张军富余4000元左右，这是他在鹤岗工资的两倍。不过，张军只工作了一年就回来，“舍家舍业的”，张军这样解释回来的理由。

回来后的张军再次进入矿厂，但落败的煤矿，没能让他的境遇变好。“每年能干上6个月的活都不容易。”停矿的时候，张军去打些零工。

相隔5500公里的赵京，对鹤岗仍想回到故乡。

“再过几年到退休的年龄，还是回鹤岗，毕竟家人朋友还都在那里。”赵京不无感慨道。

想过留下却不得不离开的年轻人

一辈子煤矿工作的张军，不希望儿子再回到煤矿上。最大的担忧，就是安全。赵京说，“我们这个年代的人，什么煤矿事故都见过”。

不过，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赵京的女儿在大学毕业的时候，选择离开了家乡，目前在北京工作。

2010年，郭潇从佳木斯大学毕业后，回到鹤岗备考当地的公务员。她是家中的独女。

公务员失利后，她选择了一份办公室文职。做了几个月后，郭潇觉得看不到什么前途，决定去别的城市看看。

2012年，郭潇在青岛找到了一份房地产规划工作。

刚开始，郭潇还不能承受青岛的房价，只能选择租房住。母亲李兰英和老伴，每年过来看看女儿，呆不了太久。

“我们只有一个女儿，自然想留在孩子身边。” 母亲李兰英说。

打拼了6年后，郭潇在青岛买了自己的房子。这一年，她把父母接到了青岛。

在青岛，做饭、打扫卫生、遛弯、看电视、看书等串联起，李兰英一天的生活，“女儿晚上下班回家，一家人一起吃个饭，聊聊天，一天就过去了。”

但这里人生地不熟，李兰英平时也就和小区邻居聊几句。由于和邻居文化背景不同，也只能聊点家长里短。

两相对照，李兰英很难割舍对鹤岗的感情。“生活有乐趣，生活圈子大，平时可以和兄弟姊妹朋友们聊聊天，聚聚会。

有时想家了，李兰英会通过电话、微信和鹤岗的亲戚朋友们聊聊天，交流感情。

每年暖和的时候，李兰英总会回去看看，“鹤岗现在年轻人都快走光了，希望鹤岗经济能好一些。”

鹤岗对张军、赵京、李兰英而言，无论离开还是留下，有着难以言说复杂的情感。

当然也有房屋中介小李这样的年轻人，仍留守当地。他说，日子好不好全看自己奋斗，“南方的房价太高了，在家陪着父母就挺好的。”

■夏丹

房地产市场成交量价回暖。1月份-3月份，商品房销售面积29829万平方米，同比下降0.9%，降幅比1月份-2月份收窄2.7个百分点；商品房销售额27039亿元，增长5.6%，增速提高2.8个百分点。房价方面，3月份，CREIS(中国房地产指数系统)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指数环比上月增加0.6%，同比去年上涨11.3%，增速较上期加快；二手住宅价格指数方面，环比和同比增速分别为0.5%和7.9%，增幅较上期也有提高。

按城市类别来看，主要城市中，一线城市成交面积环比上升122.31%，同比上升56.15%。其中北京（楼盘）成交量骤增，较上月升幅超230%，为去年同期的近四倍。二线代表城市环同比分别增长83.50%和8.53%，三线代表城市环比上升49.05%、同比下降16.22%。

楼市三月小阳春存在季节性因素，与年初信贷额度宽松、审批放款速度加快、购房者入市意愿增强有关。加之今年前两月整体成交不如去年同期，3月份也具有一定的补涨效应。3月份供给端也有所发力，新房推盘量和二手房挂牌量明显增多，为需求释放创造了条件。不少一线、二线城市住宅和公寓项目扎堆入市，CREIS数据10个重点城市3月份推盘同比翻番。接下来的二季度通常是推盘高峰期，开发商有望保持供货势头，房地产市场回暖趋势可能继续。

户籍改革力度加大将促进部分二线、三线城市成交释放。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在于人的城镇化，加大户籍改革力度是今年的重点任务。近期发改委印发《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明确提出了II型大城市全面取消落户限制、大城市放开放宽落户条件、超大特大城市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的要求。这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放松或打破了这些城市的限购门槛，对于二线及部分三线城市的成交有提振促进作用。一线城市调控总体仍然偏紧，但在“四限”持续时间较久及边际环境缓和之下，楼市成交活跃度也将有所提升。目前杭州（楼盘）、西安（楼盘）等地已再度放宽了人才引进落户条件，这将是自去年之后的又一轮“抢人大战”。从远期来看，“城市群+都市圈”战略的经济效应将愈发凸显，核心区域依然具备新增住房需求基础。

施工提速土地回温，开发投资增幅扩大。1月份-3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23803亿元，同比增长11.8%，增速比1月份-2月份提高0.2个百分点。3月份开发企业房屋新开工和施工节奏加快，开施工面积均在提速中；同时土地市场有所回温，部分城市优质土地推出量增多。1-3月份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面积2543万平方米，同比下降33.1%，降幅收窄1个百分点；土地成交价款1194亿元，下降27.0%，降幅扩大13.9个百分点。细分来看，一线城市推出土地较上月提高，二线和三线城市土地交易环比回温。一季度300个城市总体土地供需两端同比略降，仅一线城市双升，推出土地面积同比增长37%、成交土地面积增长17%，出让金同比基本持平，北京收金逾589亿元领跑。

土地成交好转也与开发企业资金情况改善、拿地积极性提升有关。1月份-3月份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38948亿元，同比增长5.9%，增速比1月份-2月份提高3.8个百分点。其中国内贷款和自筹资金增速均“转正”，定金及预收款和个人按揭贷款增长明显加快。